在这一进程中，快速发展的新能源产业最需要的，仍是来自社会对光伏在未来能源领域竞争力增强的信心和共识。近日，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接受专访时如上表示。
提高可再生能源规划比例
记者：您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亲历者和参与者，对当前的新能源行业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建议?
曹仁贤：新能源的发展确实在最近十年取得了有小到大的发展，在我国“十一五”“十二五”能源规划，未能预测到能源行业变革速度和创新力度，实际发展大大超出规划。因此加大能源规划力度，做切合实际、富有远见、深刻洞察国际能源趋势以及发达国家能源态势的规划，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规划比例，并要注意到规划滞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，包括与实际发展不匹配、土地税收政策不匹配、补贴滞后、电网建设等。
《可再生能源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明确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为6.8亿千瓦，截至2017年底，水电和光伏已提前完成规划目标。因此将6.8亿千瓦的目标调整为9亿千瓦可能更为合理。另外，我国提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%、2030年达到20%的中长期目标，到2030年清洁能源占比应增至25%。
以分布式光伏、分散式风电为例，这些方式是未来新能源应用的最佳途径，需要政策持续支持。对这些刚起步不久的新能源商业模式、应用模式，不纳入规模指标管理，不要因为发展中的小问题而限制其发展，因为还远未到限制的时候。
记者：您提到届时新能源成本将极大降低，但就目前来看，中国光伏成本尤其是非技术成本并不低，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吗?
曹仁贤：目前，光伏系统的设备工程成本为4500元/kW，各类土地相关税费、融资成本折合约2500元/kW，即非技术成本占总投资成本高达35%，这是我国光伏度电成本远高于全球主要光伏应用国家的根本原因。
特别是融资成本，按照融资利率为基准利率计算，融资产生的成本为光伏上网电价平均增加约0.11元/kWh。其实，国家完全有可能给予可再生能源项目特殊政策，这些项目融资的钱不是用来做杠杆、做理财，而是直接投入到基础能源的民生项目，因此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我提出了“关于实施绿色信贷，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成本的建议”，呼吁加强绿色信贷，一是定向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利率，二是提高绿色信贷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的投放额度。
针对融资成本、税收、土地、电网接入等问题，我们需要一是自身努力，尽可能降低技术性成本;二是呼呼沟通相关部门，解决如企业增值税免征、减少土地使用税等问题。同时，建议尽快计征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环境成本。
将二氧化碳列为污染物
记者：您提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减少化石燃烧，但60%的化石能源占比降低非一朝一夕。
曹仁贤：化石能源燃烧是雾霾最主要的成因。现在国家提出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%，个人觉得应将电费下调的空间留给环保事业，企业要为国家社会考虑环境问题，尽快补足环境课，改善生态。
目前，我国在煤炭、石油等资源的开采、燃烧环节分别开展了资源税、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工作，但税收计征强度偏低，没有充分反应它们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，随之带来这类资源的过度开采燃烧、资源浪费等问题。
另外，2018年1月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也没有把二氧化碳列为应税污染物，相较于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，二氧化碳排放一直没得到有效控制，我国每年碳排放超过100亿吨，占全球总排放的30%。
现在很多发电企业标榜近零排放、超低排放，却将最大的排放物二氧化碳忽略不计(燃烧1吨标煤产生2.7吨左右CO2)，这是对排放的一种概念偷换。因此，我还建议将二氧化碳列为污染物予以管理，并适时开征碳税或纳入环保税征收范围，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，控制排放总量。
加大电价附加征收力度
记者：您前边提到尽快计征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环境成本，谁来承担?是自愿选择还是由国家强制?
曹仁贤：谁来承担环境成本，我觉得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变，由消费者承担。我们所有人都要逐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——化石能源非常珍贵，并非取之不尽，全社会都应节约能源、克制使用化石能源。
消费者承担能源环境成本，不能靠自愿，需要国家采取税收形式，比如电费里应该有碳税、环境税，先征收煤炭企业、发电企业、用电企业，最终到消费者。电力作为一种商品，必然要体现其综合成本。
记者：去年国家一次性下发未来4年光伏发展指标，整体来看，光伏发展趋于稳定，您如何看2020年后光伏发展的空间?
曹仁贤：2020年之后光伏发展会更快，随着光伏平价时代来临、电网灵活性提升以及储能技术的进步，光伏发展将趋快。现阶段，光伏发展趋于稳定，主要是因为补贴困难。
今年“两会”，我还带来一个建议，就是调整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征收标准，由目前的1.9分/kWh提高至3分/kWh，后期平价上网，再适时降低征收标准，直至取消。现在因为补贴不到位，产业链叫苦连天，光伏企业间的经济纠纷、三角债普遍，我们也深受其害。
